也都同样地打地铺，睡稻草，喝菜汤，啃馒头，开小会就坐在地铺上，开大会就坐在院子地上或者台阶上，这样连续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中央才给市政府调拨来一批家具。

    那种一点不在乎生活物质条件的景象，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时那最激烈的几个月以后，在中国大地上就极为罕见了。

    以后虽然物质条件逐步改善，但所有人革命热情依旧，工作轮着干，每天三班，虽然政府有规定一个月四天的假期，但很少有人休星期天。

    而且所有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坦诚又真挚，尤其是年轻干部，没有等级观念，不论职务高低，都平等相待。特别是市府机关，对各级领导都不称官呼，相互直呼其名。有的出于尊重，才称为某某同志。

    干部之间更是叫老张小李，或者就叫绰号。学习讨论时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没有顾虑。有时争得面红耳赤，事后照常协同工作。过组织生活，都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，给上级领导提意见也是常有的事，大家处于一种十分宽松、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里，心情舒畅的努力工作。

    李大钊自己因为是社会党的地下党员出身，又一直做文职工作，没有参与过红军的军旅生涯，所有一开始就不太了解组织工作的严格程序，也缺乏组织纪律观念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惩罚，就算是刘师复找他谈过好几次相关的问题，刘师复的口吻也非常亲切，真正做到了像父兄一般的关怀和温暖。

    北京党部和市政府都直接受刘师复的领导，也是因为这层关系，所以李大钊就算对刘师复一些过于“左”的言论很不以为然，他也从不会拿这一点说事。

    社会党各机关的工作人员，要给家人朋友寄信，通常也都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。领导同志讲话、作报告，很少有念稿子的，都经过本人精心准备。

    去年初冬，市府在故宫前的露天剧场举办青年讲座，李大钊也是请了刘师复来讲革命人生观。当时市府准备派车去接刘师复，但刘师复说路不远，坚持要自己走着来，在寒冬季节里站着连续讲了两三个小时，最后离开时还是穿着―身灰棉衣，就戴一条薄薄的围巾，一个人在寒风中缓缓走回家去。

    像这样一个人，绝对是一位无比坚定和忠诚的革命者。